撰寫：劉仁州
2013年5月6日
進入了大陸的五一長假，從四月二十九日到五月一日，連放三天。崇明島是旅遊的好地方，遊客川流不息，我們的民宿除了接待我們之外，也接待了許多團體和散客，幾乎像是開流水席似的。
而華人行動除了周一休假外，照常培訓。我們也來了許多訪客，他們都是收到“每周一抱”的讀者，看到我們說，歡迎大陸各地的朋友，來跟我們共同學習。我想，這是我們把培訓放在大陸最主要的理由：讓大陸有心於生命工作的人們，有機會聚在一起學習。
何先生夫婦，太太姓隋，給自己取了一個筆名“隨意”。退休後在公益界當志願者，曾經到醫院關心病人，後來選擇在自己的社區，關心外地來上海的新娘或女性工作者。因為與丁非認識，因此和先生來加入了我們兩天一夜的時間。臨走時，對我說，兒子到美國讀書了，家裡有空房間，如果田野服務上海組三個人不嫌棄的話，可以住他們家，先生在旁邊也點頭同意。這真是上天的恩賜!田野服務最大的開銷就是住宿費，如此上海組不但省下了一筆不小的住宿費，同時，又有了當地人的照顧，真是感謝。
另外，來了兩位在公益界的領導者，一男一女，除了和我們分享他們個人的成長經驗以及為社會服務的起心動念和心路歷程，也參加了我們的生命敏感度訓練，讓自己畫了三代家庭圖，並分享了他們個人和家庭的生命故事。
這位女士，有天早上到對面的樹林中安靜，寫下：「和一個團體的融入需要一個過程，剛到的時候，感覺到很難打開自己。記得第一個晚上『家庭時間』，我說不出自己的感受。第二天早上安靜的話題是『生命的傷口也是生命的窗口』，我在樹林裡走了很久，有斷斷續續的想法，但感到自己的心靜不下來，各種的抗拒在出現，無法形成明確和完整的感覺。直到第二天的中午，我跟大家分享了我的生命感受，下午聽到兩個演講，之後進行了一對一個別談話，我覺得自己的心慢慢被打開。第三天早上安靜的題目是『家庭會傷人』，於是我很自然地進入，在樹林裡散步的時候，想到家族的種種經歷，情緒上來，一邊散步，一遍流了淚。
飯後分享時，我講到『我家族裡的四位女性』，淚如泉湧。當天中午返家，在路上，忽然想起自己小時候很受傷的一次經歷，這個小事件，之前也給別人講過，很平靜，但當這次我跟同事分享這個事件時，卻一再落淚。為什麼同樣的事件，我們對別人講述時的感受截然不同？我想，那是因為在崇明兩天的經歷，讓我的心靈再次被打開，感情、情緒、感受在安全和信任中開放，那個事件的本質因此得以呈現。我想到一句詩：房間的窗戶開了，露水可以打濕衣襟。」
在分享的過程中，一些人也提到家庭經歷了時代的變動，帶來了許多深層的影響。台灣的羅玟瑛：「歷史的重大傷痛與現代社會的快速變遷，對於個人和家庭造成莫名的壓力，很多家庭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傷痛與情緒的乖離。對於田野服務以及我個人的家族探索而言(父親1949年到台灣，在大陸已有家庭，在台灣等待十幾年後，另建一個家庭)，這也是我即將去面對與瞭解學習的重要訊息。」
還有一位青年名叫王健也來看我們，王健出生時是腦癱早產兒，今年28歲，生命走過一段漫長而崎嶇的道路，他和我們分享了他的生命故事，同時也表示可以加入我們在上海的服務。台灣的高藝嘉：「王健是一位很讓人感動的殘疾人，他雖有著比別人困難的身體，卻有著比我們都堅強的心智，聽他述說著自己的生命故事，讓我有非常深的觸動。他提到很多事該來就來，該走就走，很多事都是來自想像，不是我們的真實體驗，是頭腦把我們架在這監牢裡，該這樣不該那樣，哪有這麼多應該？這句話出自他的口裡更讓我驚訝，到底誰是殘疾人？或許他是行動受困，但似乎我們是心靈殘疾，真是上了一堂很寶貴的課。」王健帶來康穎，她是位中年上班的婦女，工作之餘也組織了一個心理諮詢的沙龍，邀請我和上海組，五月二十一日，去給他們演講「生命的傷口也是生命的窗口」。
結束了「生命敏感度」的培訓，開始了「生命深度醫治」，學員們繼續往自己生命的深處探索。有位馬來西亞學員說：「從寫信、讀信和回信，我都哭，好像把過去的委屈、無奈、無助、害怕，羞愧、鬱悶、內疚、憤怒，通通以淚水宣洩出來。」
一位台灣的學員，去年才失去母親：「進行深度醫治，一開始寫信就聽到啜泣聲，衛生紙用掉不少。寫信給父母我並不陌生，但這次是媽媽離開後的第一封信，淚水停不住的掉。這次我發現我能夠用一個小孩的角度，真實地將自己無助的心情跟父母訴說。以前的我在信中是帶有悲憤與自責，現在我已不再是父母的照顧者。」
另一位馬來西亞學員，是家中的大姊，父親曾拋棄他們這一家，在外另組家庭：「我要承認父母親給我的傷害，尤其是母親。以前我都覺得父親傷我較重，但原來影響我更多的是母親，因為我們是最接近的，我都在做她所教的，甚至我代替父親在照顧母親。數十年了，我封鎖了自己的感覺，埋藏了自己，不讓自己害怕、恐懼、軟弱的那一面呈現在這個沒有男人支撐的家。…傷害孩子不是父母的故意，家裡面的生活模式，很多時候是代代相傳的，如今，我了解父母的童年也是受傷的孩子。」
她又說：「前幾天來了幾位上海的朋友，他們都是我們可以學習和合作的夥伴，也是我們上海組主要的聯繫對象，但我卻不知道要如何和這幾位陌生人溝通，我發現自己的不主動是來自於內在的羞愧，覺得這樣會帶給別人麻煩。再回憶這樣的感覺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才發現是在小學，每次我請父親教我做馬來文作業時，父親總是將我的作業簿丟給辦公室的馬來員工，而馬來員工總是說『這個不會嗎？』就直接寫上答案，每次我都覺得好羞愧，從此以後，我便把自己的需求埋藏起來，不再表達。發現了這點，我告訴自己，表達自己的需求並不可恥，表達，是愛自己的表現。」
這周培訓進行的過程中，剛好碰上馬來西亞的大選，選情確實緊張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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